七、刘二堡的高中生活（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六零年五月）
（一）我的学习生活及其他
由于一九五七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的数量太少，市里决定办两处民办高中班。在市二高中招几个班(招市内学生)，在县二中招四个班(招县里学生)。我们简称其为“民高”。其实学生只是象征性地交点学费，而教育资源全是国家的(如教师、设备、教室、宿舍等)。
我们这些被“民高”录取的学生带着压抑和怕被歧视等复杂的心情来到了辽阳县二中(后来有一段改为辽阳市八中)。事实上也没受什么歧视(个别人难免)，连学生会主席等一些干部都安排了我们高中班的同学。而我自已也在开学后不久，用自已的行动赢得了一些老师和同学的青睐。那是在学校举办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会上,我用一把不知道是谁的二胡上台拉了一曲《良宵》（《除夕小唱》）。可能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吧,我的演奏得到了一些音乐爱好者的赏识。比如，在此之后不久，当时做学生会文艺部长刘汉臣就主动提出和我交个朋友。刘汉臣多才多艺，小提琴扬琴都演奏得很好，还会作曲。据说作曲家屠咸若还给他写过信，肯定并鼓励过他。他也爱好文学，字写得相当好，文笔也不错，只是有些孤傲。这样有水平的人要和我交朋友，那是很给我面子的（在我毕业后，他也拉二胡了，以他演奏小提琴的功底，他的二胡演奏水平肯定比我强得多了。可惜他早逝，在此多写几句，也算是对他的纪念吧）。还有的低年级同学在假期给我写信时称我为胞兄，可我还不认识他。当时还真有些盲目崇拜者（现在叫粉丝吧）
再比如教我们代数的李老师，自学成才。当时全辽阳县只有两位老师考上了东北师大数学函授班，而最后坚持到底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有时说话嘴挺“冷”，同学们都有点惧他。但对我这个学生他却另眼相看。每当我和他碰面打招呼时，他都非常客气，不像是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我们那时高考文科不考数理化，所以我数理化也不怎么学。特别是上高中后，我的神经衰弱逐渐加重，晚自习若是做点数学作业，累着点就睡不好觉，后来我干脆就不做作业了，可李老师从来就没因此批评我而让我下不来台，真的很给我的面子。这也许是他也喜欢音乐的缘故吧。也是因为这次的上台演奏，在此之后班级有什么文艺活动都以我为主。比如教同学唱歌，组织排练文艺节目。有时为学校文艺队演出伴奏，还挂名当个学校文艺队器乐队的队长。记得在班级和同学排过两个节目。一次是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礼堂（兼食堂）演活报剧《半夜鸡叫》，我扮日本鬼子，我自己觉得装得一点也不像，我确实也没有表演才能。我也没有组织才能，有一次和同学们排一个表演唱（有关秋收的内容，由姜春富领唱，这歌他现在还能唱下来，我却全忘了），还是在河北剧场演出的，我觉得演出也不尽如人意。说到我在开学初教同学唱歌，我想起一个同学，他叫郝景飞，家住义和庄，是走读生。为人谦和有礼，老是面带笑容，学习也很好。一次我教完歌，他背后告诉我说，有一个音我唱错了。他待人很真诚，我很感谢他。遗憾的是他上学一个多月以后就去鞍钢上班去了。因为他父母都不在了，只和奶奶在一起相依为命，他不忍心让年迈的奶奶为他操劳，只好放弃学业。否则，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现在也不知他在哪里，不知他还记得我否？
此外，在这段时期我的作文水平也较初中时期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期间由于神经衰弱加重而导致记忆力下降，而想象力却比以前丰富了，这大概是作文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吧。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是郭濂勋郭老（他是为“民高”外聘的少数几个老师之一）。他的文后评语的字写得猷劲有力，一笔不苟，但评语有时言过其实。比如有一次我的作文写了几句描写“二一九”公园湖水景色的话，他的批语竟是“文如雨后青莲，纤尘不染”。但有的也不尽然，比如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我在一天里的所见所闻(包括梦境),歌颂了祖国的大好形势。郭老师在他写了文绉绉的评语之后，写了一句大白话：“一个青年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不多的了。”。这句话显然也有些言过其实，但也足以证明他对我作文的认可。一般的文章他是看不上眼的，一次他给我们讲茅盾的《白杨礼赞》，他居然拍着书本说：“这嫩！”(意思是没有鲁迅的老辣)。说到郭老师，我就多说几句，算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吧。郭老师据说给张学良当过秘书，还主编过当时的《西北文艺》(？)，自然是很有水平，但他也因此很孤傲。除了上面说到的“这嫩”之类的话之外，还有时在我们学生面前拍着他那发亮的脑门子说：“这活字典！”当然活字典也有出错的时候，比如前面提到的郝景飞，他就几次念成“赫”景飞。还有一个叫庞大益的同学，在作文本上写名字的时候，可能“益”字写的是草书，于是郭老在一次发作文本的时候大声地喊了一个“庞大花”，弄得大伙哄堂大笑。但瑕不掩瑜，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他真的记忆力超常，学识渊博。在教我们一年后，他被聘到鞍山师范学院教古典文学，后又转到锦州师范学院。“文革”初期，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批斗，在学生批斗他的时候，有点挺不住了，就喊了一声“谁”来救他，于是他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就斗得更厉害了，最后他就自杀了。“文革”后，我偶然看到一本锦师院的校刊的封底有两位老教授分别写的两首纪念他的律诗。具体内容记不住了。我想，对于他也只能是这样了。他的孤傲性格是很难为一些人所容的。
高二时语文是张永坤老师教。因为他是语文教研组长，所以是一九五八年学生“国庆”征文的主要负责人。出于偏爱，他把仅有的几个诗歌一等奖大都给了我（诗歌的内容是歌颂祖国的大好形势）。其实现在看起来，那也算不上什么诗，只不过是分行的韵文而已（当然也需要一点想象力）。到一九五九年“国庆”的时候，由于神经衰弱等原因，已没有了投稿的兴趣，但偶尔也写点歪诗，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一次我拿给张老师看，请他指点。没想到他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其中的一首发表在学校的小报上，并在全校各班的书记班长的会议上，向全校学生推荐，让各班干部在回班级汇报时，特意讲一讲，让大家看一看这首诗。由于上述的原因，学校里的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成了我的文友。我在高中毕业时，曾写过一首“词”《忆秦娥》，一班的刘振寰同学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七十五岁的他居然还能不假思索流利地一字不落地背出来。这真有点让我受“崇”若惊，又令我感佩，但也受之有愧。这首“词”真不值得他这么看重。现在看起来只不过和这个词牌子字句相符，也能压韵，但平仄不讲究，词句还有些不通。严格说这实在不能算做一首词。不过倒是勇气可嘉，敢写还敢于示人。(现在看起来还觉得有点脸发热，浑身有点起鸡皮疙瘩，真是脸皮太厚了)。竟劳他记了这么多年。这除了证明他的记忆力好之外，恐怕也有盲目崇拜的成分。他也爱好音乐(拉二胡)和文学，我们也算是知音吧(临毕业时我们还在西校门前照张像,还有当时读高一的也会拉二胡的田焕佩同学。)此外，在二零零九年我班同学聚会时，杨金祥老兄还背出了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写的的一首歪诗（他同时还背出了郭连勋老师当年写的一首诗）。而做为这两首“诗词”的“作者”，我竟统统忘却了。几年前,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班唯一出版过文学著作的詹涌泉同学还谦虚地说:“张祖仁的诗比我写得好。”
提到语文张老师，我还要多说几句。张老师在我们毕业后，就因为历史问题（他在解放前念了一年警官学校，然后当见习生。还当个挂名的副所长，没穿警服，也没有警衔，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一九五八年“肃反”时已有结论,可当时的学校领导为了搞成绩,竟又在六零年把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当时我校的老师被整的有几十个,有的因此抱冤死去）。他被攆回生产队干了二十多年活。平反后又回校教了十多年课，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负责。退休后仍读书写字，还写了一本书（未出版）。张老师过八十大寿的时候，他竟让我给主持典礼（我根本就不会主持）。在主持祝寿的时候，我曾说过再过二十年我们大家再给他祝寿的话。他今年己九十岁了，可算高寿。他现在头脑还清楚，记忆力也还好，身体也算健朗（摔了一跤之后有些差了），只是耳朵有些“背”，愿他真的能活到一百岁。(笔者附语:很遗憾,就在我们打算给他过九十大寿的时候,他却匆匆地走了.在他走的二十天前,我还去看过他,在他去世后,我还赶上送他一程,并给他戴了孝,这会减轻我些许的遗憾吧。愿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一九五八年深秋，上边让学生也参加“深翻”会战（其实是瞎指挥，大部分能翻个半锹多深就不错了。有时还提出“大干四十八小时”的口号，人就是躺四十八小时也受不了哇。有的庄稼还没收净就翻到地里去了，老鼠可有吃的了）。为了配合深翻，学校派我和学生会主席到南片（穆家一带）去编会战的小报，简称《战报》。其实编小报只有我一个人，我一个人编辑、刻版、印刷(油印)，然后到处跑，给各班分发小报(各班都分散在不同的村子里)。然后再收集材料，主要是各班写的宣传好人好事的稿件。回到住处后再编再刻再印。然后第二天再跑出去发小报。还真是忙得不亦乐乎。记得有一次还编了一版诗歌专刊。通栏标题是“一夜春风百花开”。我自已还觉得挺满意。可在第二天送小报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惭愧了很长时间。在我送到初三王老师（他是语文老师，还是个老教师）那个班的时候，王老师接过小报，边看边问我说，小报上的诗编印前还得修改吧。我竟大言不惭地说当然得改，不然就没法看了（大致的意思）。王老师看了看我，没说什么。事后一想起这事就非常后悔。我也太狂妄了，居然班门弄斧，不知道自已吃几碗干饭了。过了一段时间，学校那边来通知，说学校文艺队有演出任务，要我回学校。一班的赵惠儒同学接替了我（毕业后他和他的爱人李秀芬都考上了沈阳医大，后来他们夫妻二人分别当了医大的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事业有成。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我还当过学校板报组的组长，基本上也是挂名。
由于我爱好点音乐和文学，在同学中还真有点儿盲目的崇拜者。到现在，一班的高树魁还说，想当年张祖仁是个“才子”。实在是太好笑了。(我自已最了解我自己。充其量是我和同学比较起来，我的课余爱好多一点罢了，而且是稀松平常。还是那句话，无虎山中的猴子而已)。还别说，在大陆中学和我同事一年，后来在市报做编辑的宋元复老师，在我们分别几十年后，也曾对我校的一个姓唐的学生说过我是个“才子”的话（其实，顶多是我当时的记忆力相对比较好一点罢了）。他们的话确是出于真心，但这确不是事实（我若是才子的话，中国至少有十亿人是才子了）。我在六十年代初写过两句打油诗，用在这里来表达我的感受比较恰确：“纵然自家脸皮厚，亦应爱惜别人牙。”（注：俗语云“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
下面我说说我在高一的下半年准备参加高考的事。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我决定参加当年的高考。我先让春林兄给我在安平街道开了一张参加高考报名的介绍信，买了当年的高考复习大纲和有关教材，于四月初，也没和老师请假，私自回了安平。也没告诉我爸，私自拿了他放在小箱子里的粮票，带着书籍等去了张家沟我大伯家（先到亮甲粮库用粮票买的苞米）。在大伯家呆了些日子之后，不知怎么知道恒儒也回来了，于是我又到了二道河。刚好只有恒儒一个人在家，他也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他当时念高二，当年参加高考了，但没考好，只考上了抚顺师院。念了一段后就不念了，后来到市局九处参加了工作）。我们正在紧张地准备考试课程的时候，大概是在五月初的一天，爸爸和弟弟突然来二道河找我。原来爸爸发现箱子里的粮票不见了，就想到可能是我拿去了，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二道河。弟弟看到我头发挺长，面色惨白的样子就哭了。原来我每天起早贪黑地看书，又不怎么出屋，晒不到太阳，自然脸色就不好看了。爸爸也没太埋怨我，只是叫我跟他回去，到学校继续上学。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了学校，老师也没说我什么。我本打算在学校继续看书，准备报名参加考试。可是过了不久，学校让我们到天鹅滩帮生产队插秧。劳动当逃兵那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我只得跟大家一起去劳动。可等到二十多天后劳动结束回校的时候，高考报名的机会己经错过了。那年我若是参加考试的话，考个辽大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一年招生的数量很大，我又是报考文科，基础又好一些，辽大又刚组建（由沈阳三个专科学校合并而成），考上是有十足把握的。我们“民高”有两个同学参加当年的理科考试都考上了，考文科当然会更容易些。当年的考生都不够招生数（教育也大跃进。一九六零年也是如此）。当年刚成立的辽阳农业大学没有生源，就从我们这批刚上高二的学生中动员去两个班，上了农大（后来工作分配也都不错）。
我白忙活了一场，很失望，神经衰弱更重了。
时间过得很快，高三的毕业考试很快就要到了。我原来数理化就没怎么学，为了应付考试，只得集中精力突击一下。总还算不错，《三角》和《化学》还得了五分，但因在高二时《三角》不及格，总评分得了个三分。其他各科都还可以。这期间我们还参加了一次市里组织的高考摸底（或模拟）考试，不分文理，但考试科目以理科为主。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把排的榜贴在了我们教室前面的教室的后墙上。我居然得了个第五名。但我好像还有点遗憾，那就是该考好的科没考好。比如语文的作文我只得了八十七分。作文是缩写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文要求对农民运动的三种态度都得写上，而我只写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态度，而“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我却没写。我以为这第三种态度毛主席在文章的最后也只写了这么一句话，而没展开论述，而做为缩写文章，这一句话就可不必写了。后来听张老师说少写一种态度去掉七分。我还真为此遗憾一阵子呢。还有俄语考试，有一道中译俄的题：“中国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道题主要是考“建设”这个动词的变位，就是应该用单数第三人称，而不能用复数。我以为此题不会这么简单，竟画蛇添足，把“建设”写成了形动词。这说明我学得还不扎实。
毕业前我较顺利地参加了这两次考试，然而我想了多年的一次最重要的考试我却没有参加，那就是一九六零年的高考，这成了我终身的一件憾事。
正在我们全体同学全力以赴准备高考复习的时候，市委来了一位肖部长。他代表党组织号召我们全体同学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辽阳市中学师资训练班”学习，因为市里缺中学师资，同时还说今年高考不好考，考不上师训班也不收了。在上边的号召下，我班的一些团员和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又在某种气氛的压力下，不得以报了名（当然还有些是自愿的）。最后我班有二十六名同学上了师训班，其余的除了三个当兵的，三个因病休退学的，只有十九名同学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其中有两名同学因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其余全都上了大学）。一班上大学的多，因为上师训班的少。我既不是团员也不是积极分子，从小就想上大学的我却鬼使神差，心血来潮，也没和爸爸商量，竟自作主张，报名上了师训班。
五月二十日，这个难忘的日子，我们这些报师训班的同学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去师训班的路。学习班的地点在市一高，上课的老师也是市一高的老师。来学习的人员中还有市二高的“民高”学生。还有个别的在职老师。在这儿的两个多月里没学到什么玩意儿。在训练即将结束的时候，市里又来号召，由于辽阳工学院和辽阳医专的生源不够，号召这些没参加高考的师训班理科班的学生报名，上这两所学校学习(有些人真健忘,这么快就忘了上师训班的号召)。本来就有不少同学不愿上师训班，所以我们班一下子就有十个人上了医专，五个人上了工学院。虽然没参加着高考，没考上理想的学校，能上学也算是一种安慰吧。聊胜于无嘛。我班剩下那十来个师训生，后来也大都改了行，当了一辈子老师的只有我一人而已。也就是说我是我们班里最没出息的一个。
两个多月的师训班生活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和一班的高树奎成了好朋友。记得在高中的三年里我们好像没说过话。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有些孤傲,平时沉默寡言,看不到他的笑容。只有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显示出他的聪慧。我以为他一定看不上我不稳当的性格。可自从到了师训班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俩在课余时间几乎是形影不离，把三年没说的话都补上了。大概也是惺惺相惜吧,因为他也喜爱音乐和文学。后来他在当了三年老师后考上了辽大，离开了教育这一行，最后做了公务员。在退休前他曾到刘二堡看过我。近几年，他几次到沈阳来看我，有一次还大老远给我带来一只电磁炉。我也曾去过他家几次，现在常有电话往来，互相问候。他是个很重情谊的人。
在师训班还记住了一个老师，是教我们俄语的。他的眼睛斜视挺厉害，说话还有点大舌头，比如他说“这里有个错误”，我们就听成“这里有个特务”。这句话竟成了同学们开玩笑时的口头禅。他对同学要求挺严格，同学们表面上有点怕他。他在我们结业的考卷上除了打了分数，还写上了他的意见，比如在我的卷纸上就写了“可以教民办高中”几个字（考试时答得不认真，成绩不算是最好的）。
在师训班正式上课前，还有一个老师给全体师训班的同学做了一个哲学讲座，讲的是唯物主义。他举的两个例子挺有意思：他在讲存在决定意识时举例说，牛头马面的鬼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牛头和马面是存在的，人们把牛头或马面安在人的脖子上，就变成了鬼。他又说，有人说吊死鬼舌头耷拉地，舌头是现实存在的，只不过是把它拉长了而已，人们怎么不说“埃克斯”耷拉地。他的“存在决定意识”讲得确实挺精彩，语言也挺有风趣。其他老师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师训班结束后，给我们发了一张结业证书，后面的大印是市一高的校印和其校长的印，我的那张不知丢哪去了。师训班的这两个多月过得很迷糊（睡眠特别不好，头脑不清楚）。好像丢了魂儿似的，大概是没了奋斗的动力了吧。
（二）高中生活杂忆（1）
先回忆一下发生在同学们中的趣事吧。
在高一开学时间不久，在作文课上郭老师让我们写个启事。到发作文本的时候，郭老师便在课堂上念了其中一个同学写的启事。启事的大致内容是：说他有一个女儿是个瞎子、聋子、拐子、瘸子、麻子、哑巴等等，总之是个十不全。谁拣着了就给谁做媳妇，以表酬谢。郭老师读后同学们哈哈大笑。郭老师的本意是要批评这个同学，结果他也跟着同学们笑了起来。他可能也知道这个同学是借此发泄一下不情愿念“民高”的郁闷情绪而已，有点玩世不恭的意思。（事实上在开学后不久，就有些同学离开了学校，去鞍钢等地上班去了）。后来我曾问过一些同学，想知道是谁写的，可谁都说不知道。料想是早离校的同学，或是在高一结束后上辽阳农大的其中一人所为。不知道为什么，我猜想是那个老是笑嘻嘻的“庞大花”所为。
在高三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作文讲评课上，针对一个同学的作文，张老师习惯地咬着后槽牙，用他那几近颤抖的声音，非常气愤地说：“文笔是流畅的，但是仍然是二分！”（还说一句优点，记不清了）。是什么事让张老师这么生气呢，原来是屈明远在暑假期回家时，听他的一个在沈阳念大学的一个同乡和他讲述自已在大学里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一段情感经历。他便在开学后写作文的时候，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灵感大发，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把它写了出来。以他的文字功底，他的这篇文章一定是写得很感人。但也因此惹得张老师生气了。那时的学生是碰不得“情”字的，可以说是谈“情”色变。还记得在天鹅滩插秧的时候，有一天晚饭后，同学们听说邻村演电影，便不顾一天的疲劳，到五六里地以外的地方去看露天电影（我们一年也看不到几部电影）。在快到演电影的地方的时候，听说是演《芦笙恋歌》，还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内容，一听说有个“恋”字，张桂英（她是我念高中时最敬重的同学之一）等女同学，立刻扭头就往回走，宁肯白跑一趟，也不看这带“恋”字的电影。现在想起来还真觉得有点好笑。还有两件和我有关的事。一是大概在高二的寒假，我接到一个女同学的来信。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她对另一个女同学有意见。我回信作了劝解，在信尾的落款我没敢写自己的真名（怕她家长知她和男同学通信而对她有看法），而是写了“寒梅”两字。其实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那封信里没有半点不该为人知的内容。还有一件事是在高三下半年的时候，那时我和班里的几个女同学关系都挺好（以姊妹相称，但也只是在书面上，比如写新年祝辞等）。一天，一个男同学和我半开玩笑地把我们的关系往歪处想，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我听后非常愤怒，认为他污辱了我的人格。我说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并发誓说：“咱们谁也死不了，你看着！”现在他自然是早该看见了，不过我想他早把这句话忘掉了吧。我真为我的这些兄弟姐妹的纯洁而自豪，因为他们志存高远。可遗憾的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他们的志向大都没能得以实现。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和张桂英的姐弟相称的小故事。我本来比张桂英大一岁，怎么还称她为姐姐呢。原因是有一次教体育的麻老师问我：“张桂英是你姐吗？”因为他看我和张桂英都是少白头，又都带眼镜。张桂英又挺稳重，而我又没有个稳当气儿，所以他误以为我是张桂英的弟弟。所以在写新年祝辞时，我就提出我们以姐弟相称。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对她的敬重。
下面继续讲同学们的趣事。先讲“极目杵圪瘩”的故事。到一九五九年之后，我们学校的粮食供应渐趋紧张。先是一桌给一盆掺有地瓜块的稀粥，后来还有一段时间吃的是稗米粥。稗米粥有个特点，就是在粥里常会有些小块的饭圪瘩。有的同学在盛饭的时候，专挑饭圪瘩盛，有的同学看不惯，但又不好直说。刚好我们在语文课上学的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里有“极目楚天舒”的话，于是便有了“极目杵圪瘩”这句怪话。谁说的，说的是谁，我都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了。下面的这两个事和我有关系。一次杨虎群为班级写大标语，用我的洗脸盆化红颜料，用完后也没洗净，就放回了床下(他可能认为我的盆比较破旧，瓷都掉了。而且我们的关系还不错)。我看到沾着红颜料的脸盆，心里非常不痛快，便把盆从床下踢到地当央，从地当央又踢到门口，又从门口踢到院子里，还不解气，又一脚把盆踢到了西墙根底下。杨虎群知道后难过地哭了，我才知道我有些过分了。不过他把我的脸盆给洗干净了还是应该的。还有一次是在下晚自习后，在睡觉之前，我在宿舍的地当央乱蹦乱跳。怎么就那么巧，在地上有一个炉钩子正好尖朝上（就是故意摆放也不一定摆放得住），我一脚就踩上了，炉钩子尖扎进了脚后跟（鞋底还挺厚呢）。姜春富正吹笛子呢，他见状立刻就拿笛子给我，让我狠狠地往我受伤的脚上打，为的是让伤口多流出点血，把伤口里面的污垢冲出来，以防感染。由于打出不少污血，事后果然没感染。说到姜春富，我又想起了他生病的事。一九六零年高中毕业前的晚春，姜春富得了黄疸性肝炎，眼白发黄，脸也有些黄，刚开始一个来月他没离校。当时我俩挨着床铺住，伺候他的活自然由我来做。每天给他叠被捂被（以后卧床就不用叠了）。打饭打菜，有时上街替他买吃的东西，有时我们还在一起吃。他病重回家治病后，我有一段时间早晨起来就恶心。我当时以为是晚上在教室打地铺住的结果（有一段时间我班男生在教室住，原因忘了）。多年后我体检发现乙肝表面抗体阳性，不知是否是那时感染的病毒，但没发病。说到我伺候姜春富，没想到在将近五十年之后，我又伺候了他一次。在二零零九年，他患了牙龈癌，手术后要进行放疗。我让他和我住在一起，医院去放疗。放疗的一个副作用之一就是口腔严重溃疡，因此吃饭就成了最遭罪的事。每天只能吃点流食，热点也不行，咸一点也不行，硬一点更不行了。每天看他吃饭时遭罪的样子，我的饭也吃不下去了。幸好我存有一些孩子们给买的适合他吃的保健品，辅助他度过了难熬的吃饭这一关。更可庆幸的是他能睡觉，不仅夜间能睡，白天也能睡。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他感知因口腔溃疡带来的痛苦的时间。但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他的体重减轻了许多。好在他的体质好，在口腔溃疡痊愈后，由于他能吃能睡，很快就恢复了。他现在的体力比我们一般同龄人都强。
还有几件关于我的小事，但不是什么趣事，为了叙述的方便，就一并写在这里吧。一是买书的事。一次我们集体去鞍山参加什么活动（记不清了），活动结束后，学生自由活动。由于平时在学校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因此在中午有不少同学到小饭馆去“改善”一下，或在街上买些好吃的。我没舍得买，却到新华书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刘天华曲集》，一本是《歌曲作法教程》。我虽然没买好东西吃，但因为买到了这两本书，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二是我买二胡的事。前面我提到过，为了给我买二胡，爸爸至少得节衣缩食半年，而我自已也得省吃俭用半年。而且为了节省四角钱的路费，我从刘二堡到鞍山市区来回徒步了近六十里路。虽然很累，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和幸福。我终于有了一把属于自已的二胡了。但没过多久，在一次扫除时，我放在书桌上的二胡，却被庆文兄不慎碰落到地上（也怨我没收好），结果把琴筒摔裂了，琴的音色和音量自然就大不如前了。我当时真心疼啊，这是我梦寐以求多年且省吃俭用才买来的呀。可我在当时却一句话也没说，我损伤了二胡，却得到了友谊，此后我们成了好朋友。还有一件事是我在高三时曾和苏联的一个十多岁的小朋友通过几封信。在一九五九年的深秋，我校收到一封一个苏联小朋友的来信，说他要搜集“火花”(火柴商标)。赵老师就把这封信张贴了出来。我当时出于好奇，就用俄语给他写了一封信，过了很长时间才接到他的回信。而且信封已经磨破了。原来我写信时，我的名字拼写得不准确，有关单位把我的名字译成了“张叔音？”所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看到这封回信。记得在信封里还装着用薄纸版压制成的一只银灰色的蝴蝶。在一九六零年元旦的前夕，我给他回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几张画片。后来他在回信中还寄一张他九岁的妹妹的照片，再后来就不通信了。现在想来,他应该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不知他现在生活得怎样？愿他幸福快乐！
还有些发生在“大跃进”时期的事情，在当时看来是很重大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该算是个笑话。比如前面提到的，学生停课到乡下去参加“深翻”，大干四十八小时。还有停课大炼钢铁。各班学生拣些碎砖头，用泥砌一个不到半人高的小炉子，几乎砌了满满一操场。装上不知从哪弄来的废旧矿石，点上火以后，操场上浓烟四起，晚上一片火海，倒也挺壮观。但结果却是可想而知了。我没参加着大炼钢铁（可能是参加学校文宣队活动了），但我参加了停课“砸滚珠”的活动。先由学校工厂的师傅给我们做一个带把的有两半球形的模具，然后截取一小块钢筋，放在两个半球中，合上以后，左手握着球把，右手拿着铁锤子不停地敲打左手握着的两个半球。整整砸了一个星期，终于砸出来一个乌黑铮亮的滚珠来。我在兴奋之余，想让它更完美些，没想到一锤子下去，竟把我费了一星期的功夫砸出的“宝贝”砸成了两半，好心疼啊。可试想，把这样的滚珠放在轴承里，能不发生事故吗？学校是个讲科学的地方，可竟也干出了这些不讲科学的事来。现在想起来真有点让人哑然失笑。
（二）高中生活杂忆（2）
在高中生活中有些趣事，但也发生一些不愉快、不光彩，而且有损高中学生形象的事。这可能和当时讲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关，而且老师的斗争也影响到了学生。大概是一九五九年下学期，有一天全校的老师在学校的礼堂(兼食堂)开批判大会，拔白旗，学生也可以旁听。在会上被批判的是关老师。关老师教我们化学，他在我们学生中威望很高，对学生也很好，同学们都很尊重他。因为他在业务上刻苦钻研，教学上精益求精，有些老师就在会上说他走白专道路。更有甚者，有人还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有一个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家庭成份较高，为了表示他思想进步，除了积极地参加批判外，他还居然辱骂关老师“一天提溜个灌铅的脑袋”(关老师有低头走路思考问题的习惯)。气得关老师说他“信口雌黄”。同学也都很气愤，但迫于当时形势，学生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同学们依然很尊重关老师，而那个骂关老师的人，在同学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小丑而已。
也许是形势使然，同学中也有斗争。小型的会不算，全班同学参加的批判会就开过几次。比如有一次是批判副班长周庆祥。批判什么我记不住了，总之会开得很突然，也不知是谁的主意。除了批判，主要是人身攻击。有的攻击还涉及到了女同学的声誉，当场遭到了女同学的抗议。事后周庆祥的副班长被撤掉了，换了另一个同学。这个批判会之后，我曾问过学校的团委书记陈老师，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一个青年学生合适吗？他也没说出什么。
我自已也曾遭人告密。有一次我班有个同学突然笑嘻嘻地和我借《刘半农诗选》看(这个家伙长个黑黄色的刀条脸，不光外表埋里埋汰的，没想到他内心也很肮脏)。我虽然怀疑他是否能看明白，但还是把书借给了他。没想到过了几天，我到老师办公室去（可能班主任老师找），竟然在班主任老师的办公桌上看到了我那本绿色封面的《刘半农诗选》。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我在刘半农的一首诗的后面狗尾续貂，用红色墨水添加上两段(每段四句，写的什么完全忘了。总之不是什么反动的话)，不知怎么被这家伙看见了。把我的书骗到手之后，拿到老师那邀功请赏去了。小小年纪，竟然如此卑鄙（老师倒没把这当回事，因为他没有因此事而找过我）。毕业后听说这家伙还当了个小官，大概也是靠这种卑鄙的手段上去的吧，因此他最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光彩。
在临毕业的那半年，我还曾无端地被诬陷一回。一次，班主任老师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表情严肃地要我深挖自已的思想问题。我摸不清头脑，就给自已上纲上线，说自已思想消极等。但刘老师并不满意我的回答，仍然是阴沉着脸要我好好考虑自已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不知是谁造谣说：在年初参军离校的同学和我们在校的几个同学要内外勾结起来，和班主任老师作对，老师听了自然很愤怒。后来不知老师是如何弄清了事实真相，脸色终于多云转晴。对于这次的受委屈，我没有像在初中时那样，给老师写信表示遗憾。而是委婉地和老师说，不要轻易地听信个别人的恶意中伤。并自我表白说“我不是那样的人”。老师听后浅浅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其实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参军的同学里有一个是我们班的班长，是很受老师器重的）。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造谣的坏家伙是谁。我怀疑还是那个黑黄色的刀条脸，记得在这两件事发生之后我曾写过一首歪诗，大致的意思是：行人过来了，狗汪汪地叫了起来。行人远去了，狗还在无聊地叫着。以此来发泄我心中的愤懑，表达我对他的鄙视吧。
说到刘老师我还要多说几句。在我毕业以后，刘老师还是认可了我。在我毕业两三年后，我们在安平偶然相遇。在交谈中他慨叹道：“像你们那时候的学生现在没有了。”一九七三年后我们又同在二高中工作了十多年，又做二十多年的邻居，经常见面。做为学生，每逢年节我都会特意去看他。后来他去辽阳，我来到沈阳，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也经常打电话问候，也去看过他。刘老师明显地老了，前不久我给他打电话，他的耳朵“背”得几乎全听不清我的话，但当他听出是我时，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让我十分感动的话“我想你呀！”我相信他说的话是由衷的。不久之后，我就去看望了他，以后我要争取多看他几次，他已经八十五岁了。
再说说教我俄语的赵老师，我是他的课代表。有一次期末俄语考试，我照例很快就交了头卷，监考的赵老师竟然对同学们说：“大伙别着急呀，咱们可不能和人家比。”(这话是事后同学对我学说的)，他也太抬举我了。在上师训班前，当他得知我也报了名时，他笑着对我说：“张祖仁要当老师指定能当个好老师。”(他的意思是说我爱好广泛些)。在去师训班之前，我曾当着赵老师的面狂妄地夸下海口，说我要在几年后翻译几本书，真是太可笑了。我和赵老师也在二高中同事多年，也像看望刘老师一样去看望他。机缘巧合，他俩的老孩子都是我的学生。
我和语文张老师，地理高老师也都在二高中同事十多年，我也同样经常去看望他们。张老师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还是说说高老师吧。高老师不仅和我同校还是同教研组，他对我个人生活非常关心。几乎每次去看望他，他都要提这个话题。他耳朵聋，听不见，我就和他笔谈。他也和我谈养生问题，他的身体本来很好，可三年前突然得了心衰竭，病了半年多就去世了，享年八十九岁。也算高寿了，高老师安息吧。
下面还是接着说说我的同学吧。
时势造英雄，时势有时也能造出坏蛋，不过坏蛋毕竟是少数。在高中读书时期，给我印象好的同学，我能写出一大串。但是要像前面写初中同学那样写，就写不过来了。我只好忍痛割爱，只写一个人吧，他就是好人于德学。
（三）好人于德学
于德学人如其名，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原来不和我在一个班，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深，那就是他生活的简朴。我经常看见他穿着一件掉了色的，肩背部补了一块再也不能再大的补丁的，好像是蓝色的半截袖衣服，在球场上打球。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但在我们高中学生里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的基本还没有，为此我很敬佩他。后来到高二时我们分到了一个班，我便主动地和他交好起来。我们在校时的交往我就不提了，主要是说说他毕业后的事情。
在临毕业前，他也和我们一样，报了师训班，因为口吃，没去上师训班，但他最后还是当了老师。原因是他在当年参加高考时，因为社会关系不好（其祖父是国民党东北铁路总裁），被录取到了当时最差的师范院校。念了二年专科后就当了中学老师。当然，他当老师也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师德高尚的好老师。这里我不讲他的老师当得怎样优秀，因为我这段的题目是好人于德学，所以我在这里只讲几件他作为好人做的好事。
在一九六八年的下学期，他所在的学校人事重新分配。他作为学校的骨干教师，仍留在小屯中学。而当时他的一个有小孩的女同志却被分到了辽阳大东南的山区水泉中学。这个女同志孩子小，眼前又没有亲人帮忙照顾（家在大连），带着个那么小的孩子，去那么远的山沟住校，困难可想而知，为此她只有不停地哭泣，没有任何办法。于德学看她哭得挺可怜，就和领导商量，能不能想点办法，领导说己经定了，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于德学便毅然决然地说：“我去水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当时于德学刚结婚，家在辽阳市内（因其妻子在市内工作），每天骑车上下班很方便。而到水泉后，有时一个学期也回不了两趟家（那时没有公共汽车，而且也没有双休日，其他的节假日也不回家，还帮当地的同事干农活）。只有在寒暑假才能搭顺路的马车回家（辽阳市内）。于德学是个男子汉，说话算数，在水泉一干就是二年多。他的妻子也真够个贤妻。德学走后，她自已也不能挑门过日子，无奈之下就到乡下的婆家住了七八个月。但婆家距她工作的单位太远，通勤上班太辛苦，最后又搬到工厂集体宿舍住，过起了名副其实的单身生活（精神上的压力就不用说了）。两年多后她背着德学去县教育局陈述了实情，最后教育局才把他从水泉调回了兰家（各位，你们见过这样的夫妻吗？）。
于德学在小屯工作期间，他的一个同事因为孩子多，生活较困难，向于德学借钱，于德学便把刚发的一个月工资都借给了他这个同事（连工资袋）。结果这个老师过了一年也没还（德学这时转走），德学的妻子想去要，于德学没让她去，说那个同事家庭生活困难，手头紧，有了会还的。结果过了几年也没还。由于家里添了孩子，生活负担也重了，于是德学的妻子就背着他去那家要钱，结果那个老师回答说：“早就还了。”这下可把德学的妻子气着了。德学却平心静气地劝妻子说算了，吃亏就这一回，他下次还好意思过来借吗？德学的妻子也真是个贤妻，什么都听德学的，这回也不例外。
还有一件事也是一般人也做不到的。那就是在“文革”以后，于德学接待了一个差点要了他命的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于德学的同事，在“文革”期间，他这个同事带领的一派组织搞武斗，“喷”了于德学一老洋炮，还扎了他两匕首，于德学侥幸生还。（他住院时，我去看过他，满身满脸都是弹痕。直到他去世，还有一粒铁砂还嵌在他脑门的骨头里）。就是这个差点要了于德学命的人，在转回家乡后，居然还回辽阳旧地重游，于德学居然还招待了他。对此于德学的妻子非常生气（她能不生气吗，他险些要了她丈夫的命）。于德学反倒劝妻子说，这是形势使然，也不能太怪他。这样宽容大度的人实在是太少见了。
有句俗话说“好心不得好报”，于德学也遇到了这样的事。一年的“五一”前，他所在的学校决定全体老师在五一期间去外地旅游，学生放假。由于旅游还要占用学生的学习时间，于是于德学便和领导说，快高考了，我们几个老教师不去旅游，让学生到学校上自习，我们几个老师看着，不然一放假学生的心就容易散了。万没想到，在听到于德学的请求之后，这个领导，不但不领情，不接受于德学的建议，言外之意还说于德学出风头，这一下可把于德学气坏了。前面说的那些事他都能忍受，独独不能忍受这个卑鄙小人的污辱。士可杀不可辱嘛！他本来就有很重的高血压病，经这一气，他的病就更重了。
对于他的去世，我感到无限的痛悔。因为在他辞世前我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这一面我本应该能见到的，却被我一时的疏忽而失去了。在他去世前那年的初秋，他曾求人带信给我，让我去他家串门（实际上他是有病想人）。我当时却没当回事，以为在一个市里，什么时候见面还不行（毕业后我们见面的次数最多，每次想他的时候我就去看他，而我对他对我的想念却忽视了），就没去他家。可他却把这个事很当回事，事后我从他妻子的口中得知，在他给我带信的那天下班回家后（他还坚持上班），喜形于色地对他妻子说：“张祖仁要来了！”没想到我竟让他失望了。过一段时间他见我没去，就又和他妻子说：“张祖仁不来，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俩去刘二堡看他们。”可他终于没能等到春暖花开，我也终于没能见他最后一面，没能满足他临终前的愿望。（听到他说要在春暖花开时要去看我的话，我想起了他在一九六九年春天，他和他妻子去刘二堡看我的事。在一九六八年我在“清队”中被学校和生产大队打成了“反革命”，他去看我时，我还没被“平反”“落实政策”。他心中挂记着我，担着政治风险来看我，结果因为我没在家而让他们白跑了一趟。而二十多年后的这一次我仍然让他失望了。他还和王泰春来看我一次，也没见着）。听到他妻子跟我学说他说过的话，我的肠子真都悔青了。为了减轻我心头的痛悔，我在他百日、周年、二周年、三周年时我都去祭奠了他（百日时是会同董魁、袁淑廉、尉迟德姝、王泰春、张洪学去的。三周年时董魁和袁淑莲也都去了）。在他三周年的时候，我还给他立了一个小碑。之所以立个小碑，是因为当时大地里不让留坟头。为了预防碑不被拖拉机推掉，我和他的两个弟弟在他的坟前挖个坑，把碑座和碑身都卧到地里，只留个不高的碑头。
我很早就想写点什么，一是为了纪念和祭奠他，一是减轻一下我心头的痛悔。现在终于借着这个写“拾遗”的机会，实现了我这个多年的愿望。
德学走的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二月，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今日已经快满十九年了。
好人于德学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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